新婚夫妇的艰难

龚荣庭

年下半年,九江社会各阶层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,先后“破四旧”“立四新”和“大串连”,自行组织开展各种批判和纠斗。到年初,在上海造反派“一月夺权”的影响下,九江各造反组织起而效仿。1—3月,九江地委、专署和各县区的党政机关、报社、工矿企业等,先后被夺权。但在“全面夺权”中,各造反组织由于权力分配等问题又相互攻击,派系之间的矛盾很快演化成派性斗争。

尽管年3月起,地方部队开始“三支两军”(支左、支农、支工,军管、军训),试图稳定局势,但九江各地的武斗仍愈演愈烈。至7月,驻南昌的部队先后派出余人到九江稳定局势,力促各造反组织“大联合”。“大联合”是毛泽东年初提出的,要求革命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,但直到年1月,九江两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才签订协议,停止武斗,上缴武器,实现“大联合”。此后才筹备成立“革命委员会”。

所以,周涧峰和邵丽君年11月结婚时,九江社会仍在动荡之中,但大规模的武斗已基本停止。此时的人们,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狂风暴雨后,大都急切地盼望社会尽快安定下来。但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,大家都无法确定。

直到年4月,九江专区革委会和九江市革委会才宣告成立。革命政权的成立,一方面有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,但另一方面也意味革命思维和激进措施开始向社会各领域延伸。各地革委会成立后,立即全面落实毛泽东关于“斗、批、改”的指示,主要内容有大批判、清理阶级队伍、整党、精简下放、改革规章制度等。

这对九江的邵家和周家并不是个好消息。年的下半年,邵美云、邵逸民、熊霞君肯定多次被拉出来批斗。不过,相比之前的造反派纠斗,这是的批斗主要由各单位和街道组织的。这种形势下,邵丽君的处境就非常危险。年12月,周涧峰和邵丽君的大女儿周劲燕出生仅一个月后,邵丽君就不得不下放农村。

邵丽君的下放至少跟下面三件事中的一件有关。一是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。年5月,九江启动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主要是在各单位开展“三查”,即查走资派幕后活动,查叛徒、特务,查没有改造好的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、右派分子的破坏活动。至年2月,九江专区的“三查”对象多达6.8万余人。这个运动中,邵丽君很可能因为父母的身份被牵连其中,甚至也遭受过批判。

第二个是“精简下放”。运动初期主要是安置“靠边站”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机关被精简的人员,后来很快扩大到所有事业单位。邵丽君作为滨兴小学的代课教师,尽管教学成绩突出、深受学生喜爱,但在当时的政策下,她作为编外人员,又有海外关系,很可能直接被学校清退。

第三个是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。这个口号最早是年代中期提出的,号召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大学不招生,工厂不招工,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,城镇初、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,也无法分配工作。年10月,九江专区革委会举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,到年先后动员3万余人下乡。邵丽君作为“文革”前毕业的高中生,虽然已经就业,但此时可能受到运动冲击又失业,所以也成为街道革委会的动员对象。

因此,到年12月,邵丽君不仅失去代课教师的工作,还不得不下放农村。尽管小孩刚刚满月,但街道革委会通知她必须下放,马上下放,目的地是离九江市多公里远的都昌县农村。当时正是下雪天,但夫妇俩没有办法,带着刚满月的周劲燕,驮着被子,转车赶路,走了两天多才赶到都昌。

夫妇俩到那儿一看就傻眼了。据周涧峰回忆,下放的农村是个寸草不生的地方,连白菜都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第一天到后,他们被带到一个原来地主家的房子里,只剩下一间堂屋。这可怎么住?但他们遇到了好人。当时负责接收下放人员的营长,也住在这栋房子里。因为已临近过年,所以很多人准备回家。营长就帮他们调整到另一间房子,跟营长紧挨着。

那天晚上,可能是天气太冷,周劲燕一直吵,哭得很厉害,吵得隔壁的营长没有睡好。第二天一大早,营长就跟周涧峰说:“小周啊,你们这样也不是事儿啊!这样吧,我给你们写个证明,让他们就近给你们安排吧。”周涧峰夫妇真是遇到好人了,他们对那个营长感激得没话说。后来周涧峰才打听到,这个营长是原来市政府的秘书长,据说姓邹。邹营长让他们马上回去,说雪下大了就回不去了。这样,夫妇俩又在年关前赶回九江。这段经历,让夫妇俩倍感辛酸,后来也成为周家珍贵的共同记忆。

人回来了,但手续还得办。年的春节刚过,他们就急着找人去办手续。但他们谁也不认识,找谁去办呢。没有办法,邵丽君抱着周劲燕,到九江市革委会见人就问,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也没找到能办手续的人。事实上,原有行政系统在年底被破坏后,新的行政系统一直在建立和完善中。虽然新成立的革委会以“精简、高效”为准则,但党政合一的模式,面对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繁杂的经济社会管理任务,显得力不从心。

但周家再次遇到好人。邵丽君在九江市革委会又等了几天,终于有位军官模样的人注意到她,就问:“小同志,你什么事儿?”邵丽君把情况讲了一遍,拿出都昌县的那个营长开的证明给他看。这位军官就把她叫到办公室,大笔一挥:请给予调动。

好不容易有人签了字,夫妇俩也不知道有用没用,马上就去找九江市知青办公室。那里的办事员看到签字,吓了一跳,说这是革委会“一把手”签的,部队的政委。知青办的人也搞不清楚里面是否有什么关节,就热情地问周涧峰在哪个单位,问邵丽君想安排到什么地方。夫妇俩当然希望就近,因此,知青办就把邵丽君安排到九江市工农兵公社的水产大队。

这个水产大队就在九江油脂化学厂附近,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七里湖街道辖区。周涧峰每天骑车带着邵丽君往返,大概半个小时不到的车程。白天,夫妇俩把孩子放在家里由老人照顾,晚上放工后便赶回家。虽然时世维艰、生活清苦,但夫妇俩每天同进同出,也是百年修得的福分罢。

从年秋冬到次年春,邵丽君经历了从失去工作到喜得爱女,从不得不下放农村到两遇贵人而回到九江。这样密集的悲喜交替,一定让夫妇俩感慨良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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